在张学良那沉重的铁柜深处，有一枚被细心锁存的银元，似乎是他所有秘密的守护者，默默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对外人而言，这仅仅是一枚普通的银元，不值得一提。但对张学良自己来说，它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一个决定命运的工具，背后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1929年冬日的一个深夜，少帅张学良在他的书房里来回踱步，这一刻，他是如此地犹豫不决。他面临的，是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爱与恨交织的抉择。

张学良

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两个名字，在张作霖生前是权势滔天的标志，他们是东北王朝的忠诚卫士，也是张家荣耀的见证者。然而，权力的游戏从不简单，父亲的死亡让少帅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曾经的忠臣。

决断前夜，张学良在烛光下反复观察那枚银元，这枚银元是他在一个不经意的机会中获得的，上面刻着的年份恰好与他出生的年份相同，他本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这枚银元似乎被赋予了决定命运的力量。

他决定让命运的齿轮以这枚银元的正反来决定。抛掷空中的银元，每一次旋转都在张学良心中激起波澜。一次、两次、直至六次，每一次结果都令他心惊肉跳，最终的结果像是命运之神在告诉他，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那晚后的决定，改变了东北的历史走向，也让张学良的生命轨迹充满了更多的转折和思考。而这枚银元，就这样被他珍藏起来，成为了他一生中不可言说的秘密。

在1928年的一个清晨，皇姑屯车站附近三洞桥的宁静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打破，那声响彻云霄的爆炸，不仅炸毁了一座桥梁，更是将东北王张作霖的生命定格在了54岁。

张作霖

张作霖生前，是东北地区不可动摇的权力象征，他的死让奉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期。作为奉系的领袖，张作霖未曾预料到自己会有如此突然的结局，因此并没有明确指定他的接班人。他的去世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奉系内部的权力结构因此出现了巨大的动摇。

张作霖去世后，三个人物成为了继承人的主要候选：张作相、杨宇霆、张学良。张作相，作为奉系的元老，与张作霖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是奉系的重要支柱。杨宇霆，代表着奉系内部的新势力，与日本有着深厚的联系，是张作霖生前的亲信。而张学良，尽管年轻，资历浅薄，但作为张作霖的长子，他有着最直接的血脉关系，同时掌握着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在张作霖生前，虽然有意培养张学良，但考虑到其年轻，张作霖并没有直接指定他为接班人。这一决策，使得张作霖死后奉系内部的权力斗争变得异常复杂。

但决定新首领的，最终还是由奉系内外的政治格局所决定。张作霖的死因是日本的阴谋，这使得任何亲日的候选人都难以获得广泛支持。同时，面对日益强大的国民党，新的奉系首领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灵活性和前瞻性。因此，元老派的张作相和主张倒蒋的杨宇霆逐渐失去了竞争力。

在这一背景下，张学良凭借其血统、部队掌控力以及对于未来政治格局的清晰认识，成为了奉系新首领的不二人选。内部的权力转移最终以张作相的转向为标志，表明了奉系从老派向新一代的过渡。

尽管杨宇霆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但如果他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可能会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找到一席之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有效地适应新的政治环境，这导致了他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最终影响到了他在奉系中的地位和命运。

在张作霖生前，奉系内部的权力斗争并非秘事，杨宇霆的野心尤为人所瞩目。他在张作霖在世时就因私自挪用巨额军款试图扩展个人势力而被撤职。然而，张作霖考虑到杨宇霆的才能和对奉系的贡献，最终选择了原谅他，让他重归要职。

然而，张作霖的去世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杨宇霆和张学良在对奉系的未来方向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杨宇霆主张维持地方势力的独立性，寻求与其他地方势力合作以倒蒋，他的这种策略部分是基于他个人对奉系能够独立维持和扩大势力范围的信心。相对地，张学良则倾向于与国民政府合作，寻求一个更加中央化的政策方向，以实现更广泛的国家统一和稳定。

杨宇霆在奉系内部的行为更是加剧了与张学良的矛盾。他经常在张学良面前以资历老来倚老卖老，不仅在私下中减损张学良的威望，还公然挑战其权威。

与此同时，常荫槐的存在为张学良带来了更加直接的威胁。作为杨宇霆的紧密盟友，常荫槐不仅在东北拥有重要的行政和经济影响力，还控制着东北的交通要道。他们反对归顺南京政府的立场，以及在实际行动中对张学良构成的阻碍和挑衅，无疑是在不断挑战张学良的耐心和权威。

杨宇霆

张学良深知，两人虽有过失，但因其在奉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若贸然动用极端手段，可能会造成奉系内部更大的动荡。因此，在长时间的权衡之后，张学良仍旧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

但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行为最终触动了张学良的底线，促使他做出了决定性的行动。在这背后，是张学良对奉系未来方向的清晰判断，以及对于维护个人权威和奉系稳定所必须采取的决策。

在1929年那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1月11日下午，东北的政局如同寒冬中的薄冰，岌岌可危。张学良在帅府内接待了两位重要的访客，杨宇霆和常荫槐，他们的来访不是寻常的拜访，而是带着一个重大的提议——建议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处，并由常荫槐来主管。这一提议背后的权力重组意图显而易见。

张学良面对此提议，内心的怒火与冷静交织。他清楚，若按照杨宇霆的计划行事，常荫槐的权力将空前膨胀，几乎涵盖东三省所有重要职务，这无异于在自己的领地内另立中央。

面对如此局面，张学良采取了暂时回避的策略，提出需要进一步考虑，以稳定局势，为自己争取时间。

然而张学良他与杨宇霆家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夫人间的友好，让这个决定变得更加艰难。张学良的内心斗争，最终转化为了对命运的一次掷硬币。

这次掷币不仅仅是对一个人命运的决定，更是对张学良自己道德和心理极限的一次测试。每一次硬币在空中旋转落下，都是对他决断的一次考验。当结果三次均为正面，似乎是命运的使者在向张学良示警，但张学良内心的挣扎让他选择了再次掷币。这一次，结果却截然相反，每一次的反面落定，都像是在敲打张学良的心门，最终决定了杨宇霆的命运。之后张学良将这枚硬币锁了起来，随后决定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

张学良的行动，确实在短期内巩固了他在东北的权威，但这种以血腥手段确立威信的方式，在他的旧部和亲信之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常荫槐在生前虽然参与了与张学良的政治斗争，但他在管理东北交通事业方面的才干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他的去世给东北的交通管理和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他努力推进和改革下，东北交通事业曾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在他离去后面临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杨宇霆的丧命，更是在对日交涉方面留下了难以填补的空白。作为张作霖时期的重要政治和军事人物，杨宇霆在处理东北与日本的复杂关系上有着自己的手腕和策略，他的缺席使得在紧要关头处理东北与日本关系的策略和方法失去了重要的支撑，东北三省在对外关系上的战略布局因而受到影响。

在数十年后的回忆中，张学良对于当年的选择表达了深切的反思和自责。他意识到，如果自己能够采取更为宽容和策略性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有不同的历史走向。这种后悔不仅仅是对于个人行为的反思，更是对于整个东北局势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的深切思考。

张学良的这段历史，不能简单以对错、好坏来评价。他的决策和行动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个人的权力追求与保护地方安全的责任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众多压力和限制下做出的，这些决策背后的思考和取舍，体现了从政者面临的复杂性和艰难。